來源:解放日報
唐肅宗乾元元年七月六日,華州司功參軍杜甫穿著官服,正在批閱公文。天氣炎蒸難耐,他忍不住寫詩訴苦:“七月六日苦炎蒸,對食暫餐還不能……束帶發(fā)狂欲大叫,簿書何急來相仍。南望青松架短壑,安得赤腳踏層冰?!?/p>
古人降溫手段有限,如何避暑確實煞費思量。一種常見的辦法便是泛舟,向水上、向風中覓取清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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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舟消夏的習慣,宋代之前就已出現(xiàn)。五代李珣有首《南鄉(xiāng)子》,詞云:“傾綠蟻,泛紅螺。閑邀女伴簇笙歌。避暑信船輕浪里,閑游戲,夾岸荔枝紅蘸水?!本G蟻即酒沫,紅螺指酒杯。在當時的嶺南,年輕女子夏日結伴泛船、飲酒奏樂,岸邊鮮艷飽滿的荔枝低垂水面,與人面交相襯托,一股青春氣息躍然紙上。
及至北宋,士大夫間也盛行此道。宋仁宗慶歷年間,文彥博出仕成都,每逢初伏、中伏、末伏日,即召集僚屬乘涼,“早宴罷,泛舟(江瀆)池中,復出就廳晚宴”。在廣州,至今還留存一方石刻,是宋神宗時期官員金君卿、許彥先一行四人“中伏泛舟避暑”的題名。
相較前代,宋人乘船避暑衍生出一些新的趨向——白晝日照強烈,唯有林木清幽處適宜出行,通常是在郊外;至于城中,往往要待夜色降臨、涼風習習之際登舟。
這在從前恰是極少可能的。直至唐朝,城市還以坊為單位,劃分成若干部分,坊門日出而開,日落而閉。商業(yè)則限于特定區(qū)域,稱作市,如唐都長安的買賣便集中在東西兩市,商市同樣開閉有時。一到夜里,各坊各市互不通行。沿流放舟,也就無從說起了。
五代至北宋,坊墻拆除,商鋪散落于城中各處。與之相伴,宵禁廢止,坊市制度逐步瓦解,商業(yè)大發(fā)展“打破一切旨在保留城市貴族性質的舊規(guī)矩”。坊市居民逐漸擁有晚間出門的自由,夏夜泛船方始興起。
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,寫下《夜泛西湖五絕》。其四說:“菰蒲無邊水茫茫,荷花夜開風露香。漸見燈明出遠寺,更待月黑看湖光。”他飽覽月色澄明,意猶未盡,又想見識月落后的湖水。那時,周遭一片黑色,湖面半隱半現(xiàn),泛出暗幽幽的光澤。此時的蘇軾有官職在身,卻能徹夜徜徉湖中,不擔心知法犯法,乃是前所未有的福分。
城市泛舟消暑,既已形成風尚,必然進一步商業(yè)化。南宋時期,杭州西湖游船入夏便不再駛進里湖,日間多停泊于樹蔭下,租給百姓納涼。夜晚有好事者,索性鋪設枕席、高臥舟里,甚至劃去湖心,一覺睡到天亮。游船上銷售各類水果、蜜餞、冰鎮(zhèn)飲料,還有“關撲”之戲,擲銅錢決定貨品歸屬。如此熱鬧,顯然是有別于蘇軾清賞的另一路發(fā)展。
乘舟消夏的城市化、商業(yè)化一脈,到得明清愈發(fā)聲色大開。其中,燈船堪稱代表。徐珂《清稗類鈔·舟車類》概括:“燈船,江寧、蘇州、無錫、嘉興皆有之,用以游覽飲宴者。及夕,則船內外皆張燈,列炬如晝。夏時為盛,容與中流,借以避暑?!蔽闹辛信e的四座城市,莫不水道便利、經濟發(fā)達,難怪要坐船度夏,爭奇斗巧。此外,在揚州等地,燈船也大行其道。
所謂燈船,顧名思義是船上懸燈,且數(shù)量遠超尋常所需。這種船分大小,最初“船身丈八華池方”,長約6米,張掛數(shù)十盞燈;船中心圍欄幕布,辟出一塊空間,用以飲宴奏樂。自明代至清中葉,皆維持這一形制。降及晚清,船身四面擴展,“長及五丈”,約16米,張燈上百;船心并列門艙、中艙、后艙,同時擺得開幾桌筵席,寬敞豪華。
各地燈船,又推南京秦淮河上最為著名。在明清兩代,南京是冠蓋云集的一線都會。農歷四五月間,長江漲潮,秦淮河面抬升,水勢浩蕩,燈船正好大展身手。
此地燈船特色有二:
一是多船首尾相接,連成一條長龍。明代鐘惺《秦淮燈船賦》介紹,極盛期有四五十只,“每舫載二十許人……用繩聯(lián)舟,令其銜尾,有若一舫”,足有二三百米。當夜色籠罩夏天,一長列船逶迤駛來,千百盞羊角燈大放光明,照徹兩岸。上頭歌吹競作,船尾放一大鼓,以鼓聲為節(jié)。繁音促節(jié)之時,“揚槌擊鼓,蹋頓波心”。
二是河房夾岸林立,與燈船相映成趣。秦淮河房或自住,或租賃,朱戶雕窗,富麗精致。入夜時分,一扇扇窗門洞開,眾人憑窗觀賞河景。
反過來,對于河船中人,河房也是一景。吳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四回對此有段生動描寫:“兩邊河房里住家的女郎,穿了輕紗衣服,頭上簪了茉莉花,一齊卷起湘簾,憑欄靜聽。所以燈船鼓聲一響,兩邊簾卷窗開,河房里焚的龍涎、沉、速,香霧一齊噴出來,和河里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,望著如閬苑仙人、瑤宮仙女?!?/p>
香霧從屋窗中氤氳漫出,彌布河面;明亮的燈船、皎潔的月色,因此平添三分迷離;馥郁的氣味入鼻沁腑,一切使人如墜夢境,如登仙宮。
秦淮河夏日風景之所以獨領風騷,至少一半應歸功于燈船。泛舟消夏演進到這一步,顯然主要目的已由納涼轉向了娛樂。
如此舉世無雙的奇景,自然引得文人墨客爭相吟詠。其中,杜濬作于清順治四年初夏的《初聞燈船鼓吹歌》最為人所稱道。據(jù)說,名士周亮工在秦淮大宴賓客,兼觀燈船,席間拿出百金,公開征求詩作。杜濬不等別人反應,站起身來,劈手奪過錢袋說:“周兄是念我家貧,有意接濟我了?!敝灰娝砸凰妓鳎窆P直書,片刻撰成174句的長歌,滿座為之折服。
杜濬當仁不讓,既是自矜才藻,也有長期思考作為底子。他借明代燈船之興衰,透視政事、國運之變遷。詩中寫道:“江陵(張居正)此日富強成,圣人宮中奏云門。后來宰相皆福人,普天物力東南傾。”
燈船問世在萬歷年間,張居正變法之后。此次變法挽救了原本左支右絀的朝廷財政,但經濟上南進北退之勢也愈加顯著。萬歷六年,地方夏稅絲絹,“如單論絲兩,則南北幾至八一之比”。南方所占九分之八,絕大多數(shù)又由蘇浙等地貢獻,故杜濬有“普天物力東南傾”之慨。燈船便是這鮮花著錦地界所催生的項目。
及至明末,秦淮燈船始終流光溢彩。南明弘光帝登基于南京,政權僅維持一年。即便在此時,依舊醉生夢死,燈船表演精益求精??咨腥我源藶楸尘暗摹短一ㄉ取穼懙?,陳貞慧、吳應箕造訪丁繼之水榭。小僮應道:“我家主人赴燈船會去了。”聯(lián)系時局,讓人不禁怒弘光政權之不爭。待清軍攻陷南京,這懸崖邊的繁華戛然而止。
清初諸帝崇尚儉樸,燈船恢復緩慢。乾隆帝即位后國庫充盈,燈船乃一舉復興,而且踵事增華。乾隆中葉,鐘山書院山長夏之蓉《謝太守禁秦淮燈船,詩以美之》有句“近來更有樓船好,四面朱簾碧紗綠”,自注“碧紗樓船之制,其來只五六年,始一二富家為之,轉相仿效”。船艙底下載酒,艙中坐客,四面鑿窗,碧紗作簾,貴重而更適合游覽。五六年間蔚然成風,足見習俗轉移之快。
認真說來,燈船除了供應娛樂,也供應生計。藝人、船工不消說得,燈鋪、酒店也受益良多。揚州長春巷南側門面,多半是租燈鋪。瘦西湖上燈船,全部從此租燈,一燈八錢,養(yǎng)活了諸多百姓。
同治三年,曾國藩克復南京,即將重振燈船列為要務。江寧知府涂宗瀛專門謁見曾氏,勸他禁行燈船,以免生事端。
曾國藩笑道:讓我先領略一下,再禁不遲。他約上自己新禮聘的鐘山書院山長李聯(lián)琇,夜泛秦淮。只見,燈船遍布河面,樂聲此起彼伏。曾氏快慰非常、通宵游玩,清晨仍興致勃勃,飲酒于岸邊。
翌日,入官署辦公,召來涂宗瀛告知:我在河上待了整晚,太平無事,盡可放心。何況小民賴此為生,燈船切不可禁。涂氏唯唯而退。秦淮燈船由小變大,就在同治三年以降。
秦淮河河道狹窄,長十余米、寬近3米的大燈船多了,就會施展不開。光緒末年,這種大船增加至三四十艘,在河里摩肩接踵,動輒互撞,極不方便。由此之故,大燈船流行了50年便即沒落。
1923年8月,朱自清、俞平伯同游秦淮,所見最寬綽的船只不過“可容二三十人”,已然縮減回鐘惺筆下“每舫載二十許人”的舊時規(guī)模。
縱覽古人泛舟消夏風俗的變遷,與城市形態(tài)、經濟趨勢、朝代更替、政策導向乃至自然地貌都存在密切關聯(lián)。掌故家黃濬有言:“凡談游衍之樂者,必知雖小事亦皆系于史跡與地勢之盛衰”,誠可謂不刊之論。
作者:成瑋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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